投资家官方博客刊载：汪建国 内心的强势

汪建国现在的每天，如果不出差离开南京，基本是从早7点的环湖运动开始。

起床后环绕玄武湖一周是汪建国每天必做的功课。吃过早餐，有时候汪建国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书，这份惬意在他出售自己一手创办的五星电器的全部股权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2009年，汪建国将第一次合资之后自己手中保留的25%的五星电器股权全部转让给百思买，并且退出百思买中国管理团队。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更从容地在湖边散步，在游泳馆游泳，当然还有每天看几页书。

不过，事实似乎在佐证这份惬意是汪建国对自己目前生活略带玄幻色彩的描述，并不完全真实。在旁人看来，他现在比以前显得更忙了。

这是因为拿到出售五星电器股权所得3.69亿美元的汪建国并未如之前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退隐江湖，现在他的新公司叫做五星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旗下除了直接投资的“孩子王”与“好享家”，间接投资也是这家公司的业务范畴。

对于汪建国来说，忙着总比闲着好，甚至他带给身边的商务助理们的工作压力亦显而易见。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汪使得其工作伙伴们已经习惯了不准时下班的生活，奇怪的是，这份压力似乎丝毫无损汪建国在五星控股内部的权威与美誉度。

在骂老板已经成为职员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法的今天，汪建国仍旧收获着公司内部对于他本人的极大尊重甚至是敬仰，以至于更多时候外界的观察者会不无嫉妒地说汪建国除了是五星控股的舵手更是精神领袖。

除了公司内部，外界的人们也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对于汪建国的喜爱。

媒体喜欢汪建国，因为他平易，很容易接近，并且对每一个来访者都表现出谦和与尊敬，尽管他似乎抽不出更为完整的时间与来访者进行他们更为希望的深入交谈，只能在他一个接一个需要参加的各种会议的间隙里见缝插针式的聊上几句。

生意伙伴们喜欢汪建国，是因为他的专注、专心与专业，用一句北京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很“靠谱儿”。在这个浮嚣的时代，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因为“靠谱儿”的背后就是这个人“可交”。在生意场上，“靠谱儿”与“可交”意味着这个人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商业社会，信用无疑是最大的财富。

唯一对他陌生的似乎就是他所拥有和曾经拥有的那些企业的消费者们。在消费者群落中，汪建国并不像他曾经的同行如黄光裕与张近东那么声名赫赫。

即便五星电器还在汪建国的完全掌控之下时，一般人也未必知道这个易记的普通名字。用家中电器几乎全部购自五星电器的南京计程车司机胡女士的话说，东西好用就行了，知道老板是谁有啥关系。而开设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的“孩子王”在得到业界很多人赞赏的时候，大部分消费者未必知道幕后老板汪建国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购物体验的优良比记住汪建国的名字要实在得多。

汪建国的低调使得他远离公众视线，人们无从了解一个更为真实详尽的汪建国，尽管他的商业版图其实对公众施加的影响足够有力。

下乡与进城

50岁的汪建国人生中的每一个拐点都与中国社会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也使得他的人生经历显得跌宕起伏。

汪建国的出生地是苏州。在这个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江南名城中，未及度过全部的童年时光，汪建国和姐姐便随着母亲响应号召被下放到农村去，他们去的地方是金坛，那里是母亲的老家。

汪建国的母亲当时是苏州一家电机厂的团委书记，身为国家干部对于国家号召自然要率先响应，于是汪建国与母亲和姐姐一起离开苏州到金坛落户，不久，父亲也来金坛与家人团聚。之后，汪建国便从苏州人变成了金坛人。

金坛是清代文人段玉裁的出生地，同时也是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乡。尽管有着乡里先贤的榜样力量引导，对于少时的汪建国来说，最初的理想却是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工人，能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是一个男孩子最初的虚荣心的极端体现，在那个并不丰裕的乡下，成为工人无疑是摆脱贫困的最常规道路。他最终并未成为工人，但是随后的际遇让汪建国始料未及——1981年，从江苏省商业学校毕业之后，汪建国成为江苏省商业厅的工作人员。这无疑超过了他幼时对自己人生所进行的所有规划的规格，汪建国的身份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他由一名“农村人”变成了一名“城里人”。

如果说当年从苏州迁往金坛是汪建国人生的第一个拐点的话，那么这一次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无疑使得汪建国之后的人生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正是经由这个起点出发，汪建国在之后的每一次人生拐点上都做出了现在来看是正确的抉择。很难想象若是汪建国当年实现了自己最初成为一名工人的理想，现在还是不是会有一个在中国零售连锁业曾经并且现在仍然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

很多年之后，汪建国回忆起当初在商业厅工作的日子，最先对访问者讲述的是当年所做的剪报。时隔多年，汪建国仍旧对当年自己所做的几大本剪报津津乐道。这是在1980年代人们保存资料最常用的方法，将报纸杂志上对自己有帮助的文章剪下来，规整地贴在一个本子上，以供需要时查阅。汪建国不记得除了自己之外商业厅还有谁在做这样的剪报，他只记得这些剪报对于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并且能够有条理地分析问题功劳很大。

毫无疑问，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如汪建国这样的年轻人，都在不自觉中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更何况是身处商业厅这样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当时宏大的时代背景赋予了汪建国在短时间内掌握前述技能的能力，那些剪报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当时时代背景的字面化呈现。

很快，汪建国便遇到了自己的又一次人生拐点，这一次除了做出正确的抉择，他还结识了日后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

从学校分配到省商业厅半年之后，汪建国成为“省委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工作组的核心职责是推进“江宁地区农村体制改革”。近30年之后，汪建国仍旧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工作小组当年的三项工作内容：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供销社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以及基层政府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

汪建国在由江苏省商业厅、省农委、省供销社、省委办公厅和省粮食厅各自派员组成的8人工作小组中承担的是“兵”的角色，因为其他七人都是前述各部门的处级干部，其中就包括直到现在说起时仍然被汪建国认为曾经给自己最深远影响的李授章。

李授章，时任江苏省农委副主任，是汪建国所属工作小组的组长。有着农学院研究生学历的李授章在汪建国眼中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与李授章的交往过程中，虽然已经过去30年，汪建国仍然记得那次让20岁出头的自己大哭一场的经历。

在参加工作组近一年之后，李授章曾交给汪建国一项任务，为自己写一个发言稿。这对于讲话从不需要发言稿的李授章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而对于汪建国则像是领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年之后汪建国说，之所以要他起草发言稿完全是李授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
按照提示的各点要求熬夜写成12页稿纸并几经修改且自觉满意后，汪建国第二天一早交给李授章之后便站在一旁内心忐忑却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后者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李授章用红色的笔在交来的12页稿纸上修改，在近乎于“满门抄斩”式的修改之后， “原本12页稿纸修改后留下的原本我的文字还有不到一页”，时至今日，汪建国回忆起当年这件曾让其痛哭失声的尴尬事件，已经显得释然。“我原来写的那些，只能算是文字流畅、标点正确，与李授章的要求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安慰汪建国的方式是教导其弄清楚为什么李授章会对交上去的发言稿做如此修改。

很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年在工作组的经历，汪建国自豪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始自一个相对高的起点，并且感激李授章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提携。而对于自己当年近乎于偏执的自律，汪建国则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情愫。

1983年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风行，彼时电视机还需要凭票购买，只是这并不构成对商业厅这样有门路的机关部门的限制，汪建国对于当年摆在商业厅单身宿舍院子的大电视机印象深刻，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自己当年强忍着好奇而对《霍元甲》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集的决绝。

汪建国将当年自己的这一举动归因于周围同事们带给他的巨大的压力。在汪建国看来，这是一群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如果自己不加倍努力，就会“跟不上这些人了”。

下海做“五星”

即便今日，汪建国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初始学历只有中专。但是他也能够自豪地对过去30年在各种教育机构中进修以求进步的经历如数家珍般对来访者罗列出来：从江苏省委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到新加坡澳洲合办的EMBA课程，东南大学的MBA课程，当然还有长江商学院。

之前，汪建国把自己的学习目的总结为为了工作而学习，每一步后续的进修行为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做好当前的工作。而到了1991年，汪建国再也不满足他“当前的工作”了。这种不满足源自1986年开始的为期三年的基层挂职锻炼。

那一年，汪建国受命赴滨海县担任商业局副局长。这个属于挂职性质的岗位本不会有什么工作压力，但是汪建国却意外地被“委以重任”。“因为我来自省商业厅嘛，商业局的局长就分派我做这个、做那个，从体制改革到承包方案，从食品厂到贸易行，我都做过。”

1988年回到商业厅之后，汪建国在财务物价处，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文件，单调的工作内容与在下面商业局的工作内容形成强烈对比。于是，汪建国萌生了要“到企业去”的想法。

汪建国承认，挂职的经历唤醒了其自身即有的沉睡已久的商业基因。从经营米店的祖父和13岁便在扎糊店学徒的父亲那里承继的对于商业活动的天然亲近感在被压抑了20多年之后终于在时代变革的潮声中被唤醒。

尽管当时已经是省委组织部“333”工作计划的培养对象——这个计划是一个有着宏大目标的人才储备计划，分为“30、300、3000”三个级别，汪建国属于 “300”中的一员——如果留在机关中，等待汪建国的应该是按部就班的“提拔”，但是当时，对于商业活动的兴趣已经完全超越了组织部门定期的谈话和每月特别拨给的书报费的诱惑，即便后者是他所能预见的拥有一个光明前途的象征。

然而，汪建国还是放弃了。他没有选择最为彻底的“下海”方式，而是用了停薪留职，从商业厅转任省五交化公司。这是1991年，江苏省五交化公司成为汪建国正式投身商海的开始。

那些突破体制寻找理想的老套的电视剧桥段，几乎是当时每个创业者的共同经历，汪建国也不例外。他用7年时间成为了江苏省五交化公司的总经理，并且将其改名为五星电器。五星电器不再像其前身江苏省五交化公司一样主营五金、电动工具、化工产品，而是将家用电器作为其新的主营业务，并且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模式。这一决定在当时并不被看好，因为1998年的中国，家电零售业并未有丝毫迹象会有今日之繁荣。“虽然当时卖家电赚钱不多，但我预测家电产品未来的市场空间比较大，增长速度快。而且家电产品属于耐用商品，技术含量高，更新换代非常快，所以我会选择卖家电。”汪建国的洞察力和对商业的敏锐感知使他做出如是判断。

1998年12月18日，五星电器在南京中山北路192号正式成立，这个当时注册资金为100万元的公司，主要做空调批发经营业务，兼做部分零售。半年时间过后，五星电器实现7000台的销售量。1999年4月，五星电器成功开设第一家连锁店——海安文峰连锁店。接着，各地连锁店相继开业，又是一个半年时间之后，江宁等南京周边郊县、苏北等地近20家连锁店相继开业。五星电器的汪建国时代由此临近。

2001年4月18日，南京“军人俱乐部”的院子里，五星电器第一家专业家电卖场现身，这里被命名为山西路大卖场。由此，五星电器从专业空调专营店成为全品类电器综合零售店，而2001年也被汪建国自己视为“五星电器元年”。

像所有的中国同类商业模式一样，在创建初期，都逃不脱打价格战的套路。尽管五星电器参与的第一场价格战并非由五星挑起，但是五星却是那场价格战的最后胜出者。

在竞争对手祭出“价格盆地”的法宝之后，五星电器迅速跟进，宣布自己将是“价格盆底”。价格战为山西路大卖场带来大量人气，开业当天需要动用交警来限制人流，而当时空调专柜的促销员甚至忙得来不及填写“现沽单”，营业员凌晨1点才能下班，还要带5本票据回家提前填写以便能够尽量减轻第二天的工作量。山西路大卖场首任总经理王健日后回忆起开业时的情景，直言当时最担心的是刚建好的卖场楼梯会不会因为这么大的客流量而被顾客踩断。

王健后来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临近开业，卖场的钥匙突然失踪，消费者已经在门外迫不及待想要撞破大门挤进来，最后，只得动用消防斧劈开大门。

正是这一斧成为一个上佳的吉兆，劈开了五星电器日后的一片广阔新天地。

2002年4月，五星电器镇江卖场开业，其连锁之路正式起航。汪建国于此提出“聚焦和集中”的发展战略，坚持局部优势，区域领先，在苏皖两省连续开出几十家家电零售连锁卖场。2003年12月18日，五星电器南京新街口旗舰店开业。2005年，五星电器开始从区域连锁走向全国连锁。
没有人知道那时的汪建国看到自己一手开创的五星电器像是红遍众山的杜鹃心中会是怎样的欣喜，倒是扩张的步伐很快将他引到资本合作的路线上来。

合资与出售

五星电器与百思买的合资无疑是自身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汪建国来说，同样也是其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拐点。

2006年5月29日，五星电器与世界最大的家电零售商百思买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外合资新五星电器，注册资金为9.45亿人民币。

与百思买合资的最原始动机当然是继续推动五星电器的扩张。当人力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资本的支撑就成了撬动地球必需的那个支点。汪建国曾经一度试图通过上市融资，但是似乎那条路对于五星电器来说异常崎岖，简直有点让人不可思议。

汪建国曾经在2004年试图引入世界银行作为投资者，当时看中的是与其合作无需签署对赌协议，但是最终也正是因为世界银行的因素，原本打算作为红筹股在香港上市的五星电器因为政策壁垒而功亏一篑。这边五星电器上市计划无疾而终，那边国美苏宁先后成功上市，五星电器与后者的差距逐步拉大，汪建国必须另谋出路。于是，百思买以10亿元人民币注资，取得五星电器51%股权。随后，百思买又将股权比例增至75%。

汪建国和他的团队留任合资后的五星电器，汪继续担任董事长与总裁。这种安排无疑保证了五星电器原有架构的平稳过渡，员工们仍旧认为汪建国是企业真正的主人，人们相信这源自数年来汪建国在五星电器的深度耕耘。

汪建国自言对于五星电器最大的贡献在于为其建立的优秀企业文化。毋庸置疑，这企业文化中蕴含着汪建国自己的价值观，对此企业文化的认同亦等同对汪氏本人的认同。尽管自己当时只占有25%的股权。

而到了2009年2月，汪建国将自己手中剩余的25%股权全部出售给百思买，从而使五星电器成为外资独资公司。回想彼时，汪自称陷入天人交战的境地，他用“挣扎”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不过，商场如战场，对于汪建国这样在商海浸淫多年的家电老兵，最终做出的必然是理性的决定：老大老二的位子已经被苏宁、国美坐了，五星电器尽管紧跟其后，但其间的差距却有不少，既然无法带领五星电器冲至业内第一，不如选择放手；而百思买注资后，五星电器成为合资企业，中西方企业文化差异的存在则是促使汪建国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

早前坊间有传闻称，汪建国最终出售全部股权给百思买并最终离开早在双方签订合资协议时便达成默契，汪建国对此说颇不以为然。“事实上，百思买一直在劝说我不要离开五星电器。”汪建国用双方合资之前百思买方面对五星电器估值过程中的一件事情作为对方重视自己价值的佐证。

“当时他们请我去香港，说是要和一些专家谈谈。我一开始没有多想，但是谈着谈着我就发现不对劲。那些专家光是问我问题，基本不发表观点，并且还在做记录。事后，我想，这一定是百思买方面对我个人能力做评估。”汪建国相信百思买当时的出价中包含了对他个人价值的认定，因为“他们对店面倒没怎么看太多，就是跟我谈了很多，并且找专门的机构测试我”。

汪建国没有向百思买方面求证对方是否对自己进行过能力测评，以及这种测评是否影响到事后对于收购五星电器股权时的出价，但是没有疑问的是，百思买方面对于汪建国的倚重显而易见。

但是，汪建国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这将是他又一个重要的人生拐点。

投资人

汪建国离开了五星电器，但是从未离开“五星”这两个字。

早在几年前，汪建国便注册了五星投资、五星电器、五星地产等等公司，如今五星电器全部出售给百思买之后，汪建国将五星投资改为五星控股，这将成为汪建国50岁之后事业的新平台。

汪建国很在意别人认为现在的五星控股是他为自己提前预备的后路，他会用一种近乎表白的语气告诉别人，即便他决定从五星电器离开那会儿，他也做到了站好最后一班岗，而从未在五星电器董事长与总裁任上干任何“私活儿”。

这在汪建国看来，是商人的基本操守。离开五星电器时，他的3名元老级创业伙伴中的2名追随他一同离开，徐秀贤与卞惠敏现在五星控股担任与原来相当的职务。至于王健则留在了已经成为外资独资并且跻身世界500强的五星电器担任重要职位，与他一起留在那里的还有汪建国所打造的五星电器经营管理团队中90%的成员。

汪建国劝说他们留在那里，以保证五星电器能够正常并且持续健康运转下去。曾经有观察者评价，由汪建国带领的五星电器如今已经成为由制度保障运行的五星电器，汪建国是这个制度保障的设置者。
现在，汪建国必须为五星控股设置另一种新的制度，因为这一次他所从事的是之前他未曾涉足的投资领域。

汪建国说自己从未想到过要为自己2009年初全部卖掉五星电器后的作为做一个评价，因为现在他已经不再在乎分数。

尽管汪建国目前的资金进入了地产(宜兴、溧阳的高档别墅、商业地产)、典当、担保公司、私募基金等行业，但是他当下倾注最多心力的还是过去钟情的商业业态，“孩子王”与“好享家”尽管已经不是电器行业，但是二者业态仍旧是与五星电器一样的零售连锁业。人们戏言：汪建国的连锁情结已是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离开家电零售业，汪建国看到三个机会：小孩子和老人的生意，高端家居服务的需求在增加。这成为其投资“孩子王”与“好享家”的事实依据与理论基础。为此，汪建国采用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他看来，“这样比单纯的间接投资累一些，但更有把握一些，更能体现我的价值。”

2009年12月， “孩子王”实体店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开业。孩子王的设想源自汪建国在美国考察时看到了一家名为“美国女孩”的店铺，那是一家专门为6岁到13岁女孩提供各种服务的店，小顾客们可以在其中用餐、购物、游戏，这种窄分型的经营模式使得汪建国大受启发，他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孕婴幼市场，并且将服务对象的年龄扩展到-1到13岁，在“孩子王”6000平米的店面中，食品，玩具，服装等等一应俱全，早期教育、英语教育、游泳教学、游乐、餐饮等服务也被涵盖其中。汪建国称这是一站式服务。“孩子王”实体店是汪建国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店面，他会问每一个来访者参观之后的感受，并且仔细询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改进意见。汪建国说，中国商业地产龙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开设在自己物业中的“孩子王”亦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他有意将孩子王跟随万达广场在不同城市开设扩张。

名为“好享家”的高端智能化家居体验店则通过推进并整合中央空调与新风、户式独立供暖、家庭水处理、中央吸尘、家居智能、家用太阳能等独立或集成使用的十多个系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舒适智能住宅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汪建国已经率先将自己办公室后面的阳光房全部使用“好享家”系统。这也成了他向访客们展示自己产品的绝好舞台。
这两家店铺的共同点是—“我自己找项目，”汪说，“做内部落地的直接投资，不是收购和参股。”

甚至包括地产在内的所有实业项目，汪建国全部控股，在五星控股1000多人的团队中，项目的直接管理者占据大多数。而汪建国却从管理中抽身而出不再参与。汪氏坦言，这个转变过程很痛苦。

“孩子王”初创时，汪建国定下原则：经营权与决策前分离，他的职责范围只涉及决定是否开店以及店面的数量与投资额。很快，他就发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组成员还是习惯在遇到问题时来询问他的意见，“如果指挥过多，我又回到了第一线，如果不指挥，他们又可能走弯路，”汪建国决定不再参加孩子王团队每周的例会，“不参加，心里又想着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开车路过他们的办公地点，犹豫不决：上去还是不上去？”汪建国说自己当时非常痛苦，“团队见不到我感觉没有方向，我见不到他们心里不踏实。”

半年后，汪建国看到了自己痛苦的代价，他们没有依赖性了，创新观念反而强了。我感觉非常兴奋，这个事情看来我是做对了。”

现在汪建国已经很容易做到开会时扮演一个优秀的倾听者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他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会后，汪建国会以提点“建设性意见”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汪建国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选项目，相应的，他有了接触更多行业的机会，“原来我觉得认真做一件事挺好，现在用投资者的方式去发展，视野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有乐趣。不能简单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但长远来看，价值远远高于原来做一件事。”

汪建国希望自己能成为项目孵化器，为“更多有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投资、建立平台，帮助他们成功”， “希望有生之年，在某几个细分的领域做到最好，创造一些商业模式和品牌。”

“高尚的人”

汪建国说自己更喜欢做直接投资项目，因为“我对直接投资更有兴趣也更有经验，至于间接投资，我希望让比我更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来做”。汪建国这一投资风格与商场经历类似的虞峰明显不同，尽管两者同为“云峰基金”发起人。

尽管作为发起人之一并在其中主要负责消费流通领域的投资项目，汪建国对于云峰基金的所有发言谨慎小心，严守分际。即便他对云峰基金的成立以及运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信心与关注，但对其成员所投入资金各占比例以及当下项目选择事宜守口如瓶，并一再表示“这个问题我不能对外公布，也不应该由我来对外公布”。

长江商学院的“圈子”为汪建国提供了与马云、史玉柱、虞峰等人结识至熟识的机会，汪建国毫不掩饰对于马云的“崇拜”，而另一名被汪建国“点名”表示崇拜之情的是“郭广昌”。

二者均是因为其卓越的洞察力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对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获得汪建国的尊重。

汪建国说自己内心其实很强大，确切的表述是“希望自己内心强势”，并解释说这其实就是想要做成某种事业的强烈愿望。但是更多时候，他所表现出的是柔韧的一面，柔软的身段，坚韧的意志，是汪建国一路走来最宝贵的坚持。

为什么而活并且怎样活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每个人的每一步行走几乎都是为了用不可更正的行动来诠释并解答这道谜题。抑或，“重要”这个词也完全不如它的字面意思那么重要，一个曾经多么伟大的人物其实都是这个大时代的一名过客，在风云际会的时刻，正好他们走过，便在历史的天空上留下翅膀划过的痕迹。

汪建国的这道痕迹很长，从国家工作人员到停薪留职下海，从主导改制到迷恋连锁零售模式，从参与合资公司到成为投资家，汪建国经历了近乎完整无缺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领域的每一项变革，并且，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的每一次人生拐点都能在大时代背景中找到映射点。

198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社会试图用30年时间跨越2000年的思维藩篱，无商不奸的古语如今或许只应保留在字典里，对财富的追逐应该能走出密室勇敢地站在阳光下。一位资深媒体人曾说：“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把商人和企业家的贡献连同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难怪当有人问汪建国他所理解的商人是什么人时，汪建国用少见的极坚定的语气说：商人就是高尚的人。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投资家官方博客点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4a3d490100k02l.html